文|王一鸣

当前，外部环境继续发生深刻变化，地缘政治动荡加剧、全球经济增长动力减弱。我国经济处在新旧动能转换期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中国经济运行保持平稳增长，表明中国经济韧性持续增强。

今后一个时期，全球经济处在低增长时期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，至2030年，全球经济增速大体维持在3%左右的水平，相较于疫情前2000?a2019年3.8%的年均增速，明显下了一个台阶。近期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别将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下调0.4和0.5个百分点至2.3%和2.8%。与此同时，全球债务风险仍在上升，疫情后主要经济体政府债务规模扩张明显，而通胀率难以降到2%以下，利率水平将维持在较高水平，债务成本持续高企。低增长和高债务并存，将抑制全球需求扩张并增大经济金融风险。若外部需求收缩和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叠加，我国经济面临的压力将进一步增大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必须把扩大国内需求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。

王一鸣

解决我国居民消费率与国际水平的“结构性偏差”

消费是最终需求，扩大国内需求要更加注重补上消费短板，核心是扩大居民消费。我国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，2010年以后大体在35%～40%的区间波动，2023年居民消费率为39.6%，不仅大幅低于美国68%和欧盟52%的水平，也显著低于日本55%和韩国48%的水平。如果说在高速增长期，投资率偏高、消费率偏低有其合理性，那么，随着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，居民消费率偏离国际水平如此之大，显然有不尽合理之处。

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。解决我国居民消费率与国际水平的“结构性偏差”，应当加快转变发展方式，从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增长转向消费和创新拉动增长，从注重物的投资转向更加注重人的投资，形成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和有效制度安排，同时政策重心由扩大投资转向提振消费，更多依靠消费扩大国内需求。

一是着力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。收入是消费之源，要通过增加劳动报酬提高居民收入，通过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，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，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，提升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和消费能力，提振居民消费信心，有效扩大消费需求。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，建立生育和育幼补贴制度，有效释放年轻群体的消费潜力。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，将部分过去按惯例用于投资的资金转用于增加公共服务和民生支出，提高财政支出用于公共服务和民生的比重，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，提高居民消费占总需求的比重。

二是释放服务消费潜力。我国商品消费相对饱和，服务消费潜力巨大。2024年，居民服务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总支出46.1%，中心城市比重更高。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，对服务消费的品质、质量和消费体验有更高要求，增加多样化差异化服务供给日益迫切。建议放宽教育、医疗、文化、体育、旅游、养老、家政服务等领域准入限制，通过理顺服务价格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，在更多细分领域开发优质服务产品，满足大众的多样化差异化服务消费需求。

三是促进消费和投资更好结合。消费和投资两者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促进。通常而言，消费是慢变量，消费增长取决于当期收入和对未来的收入预期，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大幅增长。投资是快变量，通过动员可在短期内实现较快增长。当前，在居民消费偏弱和社会投资内生动力不足的情况下，要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带动作用，通过重点支持科技创新、新型基础设施、节能减排降碳等领域投资，释放新型消费、数字消费、绿色消费潜能。补齐民生等经济社会薄弱领域短板，持续增加与消费结构升级相适配领域的投资，形成扩大投资与创造就业、提高人力资本和提振消费的良性互动。

以深化改革形成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

扩大国内需求，宏观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，但仅仅依靠短期政策调节，难以形成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，必须把短期政策和中长期制度建设结合起来，建立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，形成释放内需潜力的可持续动力。

一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。长期以来，我国在生产环节和生产地征收消费税，消费地政府难以从中受益，对促进本地消费动力不足。要加快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确定的“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定下划地方”的改革举措，激励地方政府推动扩大消费的积极性，改变地方政府“重投资、轻消费”的行为模式。

二是推进价格和工资联动改革。推进医疗、交通运输、教育、城市公用事业等领域价格改革，通过理顺价格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，增加高品质服务供给，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同时，可考虑新增财政赤字拿出一部分用于提高工资水平，确保职工生活不因价格改革而降低，在增加的收入中提取一部分用于对低收入家庭困难补助，确保这部分居民生活不因价格改革而受影响。通过放开和理顺价格，推动价格回升至合理区间，改善市场预期，提振社会信心，有效扩大国内需求。

三是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提振消费、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。研究表明，如果农业转移人口按照城市居民消费方式消费，近3亿农业转移人口人均消费支出将增加30%左右，这将释放农业转移人口的巨大消费潜力。要加快落实“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”，鼓励常住地政府推进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、住房保障、随迁子女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问题，建立有效激励机制提高常住地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积极性，释放农业转移人口的巨大消费潜能。

回顾过去，1998年有效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后，中国成为亚洲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，中国在2010年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。有效应对新一轮外部冲击，将会推动中国经济迈上新的台阶，中国经济这艘巨轮必将稳舵远航。

（本文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。本刊记者孙庭阳据其在CMF2025年中期论坛上的演讲整理，经本人审核）